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干细胞生物学和再生医学专家，上海市特聘教授(东方学者)。中国细胞生物学会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细胞生物学会干细胞治疗和应用研究分会理事和科普组负责人，上海市生物工程学会转化医学专委会委员。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统计，2月28日0—24时，湖北以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例。 截至2月28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累计治愈出院病例超过39000例。

　　一方面，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另一方面，病毒溯源，特效药研发等问题“待解”，复工复产、部分国家新增病例增多也给疫情防控带来新的挑战。日前，通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的线上采访，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中国细胞生物学会科普委员会副主任高正良回应了相关问题。

　　一、为何要“老药新用”?

　　新发病毒性疾病理论上是没有针对性药物的，不论中药还是西药;疫苗和抗体“远水不解近火”，研发和临床至少也要1-3年以上。

　　紧急之时，“老药新用”是个选择，但也极具挑战性：可供选择的好的病毒药物很少，而且病毒之间区别比较大，又是绝对细胞内寄生，好的靶点比较少，共通性不多;不论新药研发还是老药新用，成功率相比抗生素对新发细菌性疾病而言要低得多。

　　第六版指南里建议的“老药”磷酸氯喹或许有一些效果，但有导致猝死的可能，已被警示;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研究没有发现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阿比多尔具有改善症状或缩短呼吸道标本病毒核酸转阴时间的作用，而且试验组(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组)不良反应发生率高于对照组。

　　二、传统医学如何发挥作用?

　　现在有很多传统医学治疗方案，也引起多个生物医学教授和专家群的热烈讨论。基本共识是传统医药里有糟粕，有精华，需要探索科学化、现代化路径，求真去伪，正本清源。

　　对传统医学不加区别的否定不是科学严谨的态度，但是选择时需要尽可能规避有较大毒副作用的药物，聚焦挖掘发挥传统医药的调理、支持和治疗作用;危重症特别是有细胞因子炎症风暴等快速恶化可能的患者，对传统医药挑战性巨大，要慎用、少用。

　　三、对治疗不要轻易下结论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新冠病毒能够引起重症肺炎，甚至危及生命，但是对大部分患者而言，它是自限性的，不需要治疗或者简单支持治疗，加强营养、免疫力，注意饮食休息和心情平稳而康复。

　　因此，研究者需要特别注意个例性和小规模研究结果的潜在误导性。在如此高的自愈率基础上，不加区别的选择治疗群体或者急于宣传某种治疗的有效性容易产生误导，甚至对病人产生伤害。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都需要特别注意不能轻易结论，不搞扩大化宣传。

　　四、如何看待“零号病人”问题?

　　“零号病人”的重要性源于病毒溯源的需求。我认为，“零号病人”不一定只能是一个人，可以是多个。

　　“零号病人”可以提供病毒最早来源的线索，有助于解析新冠病毒起源、中间宿主和原初宿主，理解和阻止潜在的感染。但是现在我们并不知道谁是“零号病人”，或者是否有“零号病人”的相关数据，也不能确定华南海鲜市场是最早发源地，给病毒溯源带来巨大挑战。

　　五、如何看待“新冠肺炎有可能与人类长期共存”?

　　出于种种原因，这个观点从1月份以来日渐变得流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这种思路。

　　我个人不是很接受这种思路：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早期从湖北以外数据推测是有误导的，迁出人员代表性的偏差(比如年轻化)、死亡滞后等原因造成死亡率“假象”;现在湖北以外，国内国际死亡率都在逼近1%，这个死亡率决定新冠肺炎不是流感。

　　六、重大疫情防控100步走了99步等于没走

　　疫情就是战争，战争就必然有牺牲和损失，而很大意义上，疫情比战争更加残酷：我们不知道敌人在哪，但敌人却与我们高度一体化。

　　我们必须明白并极度重视：重大疫情防控100步走了99步也等于没走，疫情越到扫尾阶段越艰难，像一些地方监狱发生的疫情，就是一步不慎的结果，复工也需要做到细致处，有序进行，防止反弹。

　　现在有一点让我很担心，那就是国际情况。要最大可能防止反流，这样才真正发挥出湖北和武汉防控措施的最大价值。